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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只是中国科学家近期发表的一系列关于CRISPR改造动物(包括山羊、绵羊、猪、猴、狗及其他哺乳动物)的论文之一。例如,就在今年十月,中国科学家在Journal of Molecular Cell Biology发表了关于培育肌肉异常发达的比格犬的研究。这项研究获得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农业部、科技部及省政府的资金支持。
在北京等研究中心及其他地方区域,就算没有上百,也有数十所中国科研机构正如火如荼地运用CRISPR技术进行研究。广州医药研究总院的遗传学家胡敏华表示:“这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重点。”他的一名同事、广州生物医与健康研究院的赖良学补充道:“中国政府已向农业和生物医药领域的基因改造动物研究投入了大量资金支持。”
这让许多人产生了伦理上的忧虑,担心创造新生命形式。不同于以往的基因疗法,利用CRISPR技术对受精卵或胚胎进行的改造是“永久性”的——也就是说,这种技术改变的是可遗传的DNA。科学家通常在经历数十或数百次失败后才能成功改造出一个受精卵或胚胎。但技术正在迅速进步,哈佛医学院的干细胞生物学家George Daley 说:“CRISPR技术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高效性,因此这一技术得以广泛采用的可能性才更大。”此前用来操纵生命遗传密码的手段都十分低效、复杂且结果难以预测。他说:“因为CRISPR技术十分有效,所以我们才开始担心它的伦理问题。”
这样的伦理问题存在于所有用CRISPR技术“编辑”植物和动物DNA的实验中——如果像屈雷这样的科学家继续改进这种技术,将来或许还会出现在人类身上。“与任何基因干预手段一样,在人类福利和动物福利之间总要有所权衡,同时也要考虑到对环境的影响。”谈及中国基因编辑研究所关注的家畜“改良”,Daley如此说道。而针对可能的人类CRISPR实验这一更为复杂的话题,他提出:“哪些医学研究和应用是可以允许的,哪些又是应该严格禁止的,我们是否能在两者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找到全世界能普遍认同的答案,将会是遗传学家和伦理学家的下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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