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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孩子的健康问题来指责母亲有很长的历史沿革,一旦有孕期母亲行为可能对胎儿造成伤害的证据苗头,就会导致对母亲的过度监管。胎儿酒精综合征(FAS)在上世纪70年代首次被发现时,被认为是一种由于孕期酗酒而引发的婴儿身体和精神障碍性疾病。1981年,美国卫生部长倡议把孕期妇女饮酒视作不安全的行为,结果孕期饮酒不仅会受到社会非议,还被认为是犯罪。酒馆和饭店被要求张贴“饮酒导致出生缺陷”的警告,很多饮酒非常节制的女性在怀孕期间也停止了饮酒,但FAS的发病率却并未降低。
尽管孕期饮酒过量的确会危及婴儿健康,但适量饮酒的风险却被政策制定者过分夸大,近期丹麦国家生育团体的相关研究已经重申,该研究并未找到母亲孕期适量饮酒会对孩子造成不良反应的证据。然而,在很多情境中,孕期饮酒的妇女都遭到社会的强烈谴责,只要呷上一小口,她们也会因此极度内疚和自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掀起一阵快克可卡因的浪潮,导致媒体疯狂地围绕“可卡因成瘾婴孩”大做文章。吸毒的孕期女性不仅丧失了社会福利,还被投入监狱,孩子也被强行从身边抱走。超过400名怀孕女性(多数是非洲裔美国人)以危及婴儿健康的罪名被起诉,而那些曾在母体中暴露在可卡因下的婴儿也在生物学上被认为是下等人。如今,研究已经证明暴露在快克可卡因环境下对婴儿健康造成的影响并不会超过烟草或酒精的影响,但对吸食以上两种毒品的孕期妇女进行犯罪指控的做法仍在继续。
祖辈们也会找一些责难妇女的借口。上世纪70年代的“冰箱母亲”就是对那些情感上缺乏温暖导致孩子产生孤独症的女性的一种轻蔑称呼。直到19世纪,医学领域的文本还把出生畸形、精神缺陷及子女犯罪倾向与母亲的饮食、神经系统及怀孕期间的交友情况相关联。
今天公众对DOHaD研究的反应与过去那些令人困扰的日子极为相像。当前非常强调母亲个人对胎儿健康的影响,而社会因素的影响却几乎未被注意到。当前关于母亲对婴儿影响的研究已经超出实用程度,几乎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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