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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消灭天花等事件证明一个应对公共健康威胁的国际机制是可以起到作用的。我们必须进行尝试，否则抗生素(antibiotic)药物所获得的健康成果可能会因此消失。
上个月，世界卫生组织（WHO）制作了一张抗生素(antibiotic)耐药性的全球地图，警告称一个“后抗生素(antibiotic)”的世界可能很快会成为现实。然而从某些方面来看，它已经到来了。
曾经有救命效果的药物现在毫无作用。氯霉素曾是医生治疗伤寒的首选药物，如今在世界很多地方已经无效了。广泛耐药结核（TB）株、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和多药耐药大肠埃希菌等都是公众健康的严重威胁。每一类抗生素(antibiotic)所对应的细菌耐药性不断增加，抗病毒、抗寄生虫和抗真菌药物也是如此。
情况可能变得更糟：常规医疗、外科手术、癌症(cancer)治疗、器官移植和农业产业化等都不能缺少抗菌药物；而且许多传染人类和牲畜的疾病目前都依赖于一两种药物。
耐药性在全世界传播着。MRSA已经跨越了两大洲，TB、疟疾(malaria)、HIV病毒和肺炎球菌等耐药菌株也是如此。众多耐药性疟疾(malaria)菌株已经从东南亚蔓延到了非洲。
到目前为止，国际上的反应是无力的。WHO在上个月才接受抗生素(antibiotic)耐药性可能属于国际卫生条例中的事项。该条例关于抗生素(antibiotic)耐药性内容的扩展将使196个签约国对耐药性暴发进行有效检测与及时报告。
更好的检测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会提供解决方案。许多人呼吁对过去20年里产生的抗生素(antibiotic)耐药性采取行动，但进展很小。
英国爱丁堡大学免疫、感染与进化中心传染病流行学教授Mark Woolhouse和英国伦敦威康信托基金会主任Jeremy Farrar都认为，WHO错过了在迫切需要有所作为时起到领导作用的机会。
Woolhouse和Farrar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对耐药性的根源采取坚定和协调的行动。所谓耐药性的根源，即抗菌药物的滥用以及新药开发不足和缺乏替代品。因此，必须实施一定的指导方针来改善现有药物的使用情况；科学和商业界需要激励和更好的监管环境用以开发新的药物与方法。
Farrar称，需要建立一个类似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机构来搜集信息，并敦促政府和利益相关者制定相关政策。
使用与滥用
尽管各种微生物都进化形成了耐药性，但耐药菌是目前最不令人担心的。抗生素(antibiotic)处方政策最严格国家和地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荷兰）的微生物耐药率最低并不是巧合。但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抗生素(antibiotic)的临床使用并没有下降，尽管其频繁要求减少过度使用。
在收入不断增加的发展中国家，抗生素(antibiotic)消费势头强劲；在2005年到2010年，相对昂贵的抗生素(antibiotic)的消费在印度翻了5番，在埃及也增长了3倍。这种增长是由抗生素(antibiotic)不受管制的柜台销售造成的。
在美国，人群中抗生素(antibiotic)的使用与农场动物使用抗生素(antibiotic)作为生长促进剂有关。2006年，欧盟禁止将抗生素(antibiotic)作为生长促进剂使用，但情况并未得到改善。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特别是在亚洲，动物抗生素(antibiotic)的使用将持续增长。
Woolhouse和Farrar认为，减少耐药性需要跨部门的协调。医生、药剂师、兽医、患者和农民都对抗生素(antibiotic)的过度使用有所贡献。
不过，在医院、门诊或农场改变使用抗生素(antibiotic)的做法很不容易。因此，责任在于那些抗生素(antibiotic)的主要生产和使用国，尤其是美国、欧盟国家、印度和中国，它们应出台相关政策以促进最佳行动。
目前，国家层面的努力是不调和与不连贯的。去年，英国发布了一项5年的战略计划，但并没有新的资金投入。越南试图通过其VINARES项目对抗耐药性，不过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这样的项目。美国仍在讨论如何减少动物中生长促进剂的使用。区域倡议，如欧盟抗生素(antibiotic)耐药性监测网络，还尚未在其他地方复制。现在针对抗生素(antibiotic)使用进行的控制措施往往实施力度很弱，或者仅停留在自愿性指南的层面上。
